企业慈善会,政府的钱袋子 | 人间
《黑洞》剧照
“行政单位有规定,不能接受任何捐赠。你说我们怎么敢给你们出据?财政查到了怎么交待,外面传出去还不说我们是‘吃拿卡要’?这不是黑公安形象吗?”
前言
1994年,我入职全县最大的一家煤炭企业。当时,企业老板是市人大代表、县政协委员和县党代表,出名后,主管部门来做工作,老板虽不情愿,但还是在工商联合会、煤炭商会、慈善协会、私营企业家协会等任了副会长。
老板工作忙,协会又经常开会,所以2006年起,企业有关慈善的活动就都交由我负责。这些年,我在参加了很多抗震救灾、金秋助学、扶贫济困等活动的同时,也参加了一些“特殊”的慈善活动。
企业出钱,大家娱乐
2009年那会儿,市县唱红歌活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。
为了把活动搞好,分管私营企业的统战部刘副部长,决定组织私企负责人去周边县市进行“红色旅游”,“提高企业家的革命情怀。”为此,他专门召开会议,强调了活动的意义和目的。活动统一行动,费用企业分摊。“大企业多出,小企业少出。”我们作为大企业,分了3万元。
我汇报时,老板很不乐意,但考虑到其它企业都出了,老板只得认了。“你替我去吧,我没时间。”老板最讨厌上级部门安排的培训、参观、考查,时间长,又费钱,还没有针对性,基本不起作用。
之前,刘副部长曾规定,私企界别小组每三个月就要举行一次活动,到企业“面对面解决问题”,还邀请领导下基层“站台、撑腰”。想法虽好,但具体实施起来效果却总是差强人意。
基本每次都是参观、座谈、吃饭,对于企业提出的问题,大的要集体开会研究决定,小的反馈给主管部门,“要求立即解决”,但最终研没研究,解没解决,事后再没人过问,最后大都是不了了之。
2012年,十八大后,刘副部长联系老板,说要组织企业界别组,开展“学习十八大报告”活动,“你们是大企业,要树立学习典范。”老板在外出差,便把这件事情交于我。
刘副部长联系我时说,需要企业提供活动经费1万元,并解释:“这次打算去一个离城远点的渡假酒店,上午订个会议室,开会学习十八大报告。下午开展有奖问答和娱乐活动,晚餐后发纪念品,散会回家。你们回企业后,组织员工学习讨论,在煤矿、车间、工地照几张照片传给我,我好写通讯和宣传。”
“这次费用会开发票报销的,我们都安排好了,你们给钱就行。”
我把经费的事情给老板说了,老板听后有点气愤,不同意给钱,“这叫学习?企业出钱大家娱乐,我们的钱又不是大水冲来的。”
在之前,企业已经给当地新农村建设捐了10万元,给乡镇敬老院捐了2万元生活用品,按刘副部长要求,又向贫困户和老党员捐了10万元,已经不少了。
“你就说我关机了,没找到老板。如果再说,就叫他等下次。”老板交代。
我照老板的意思给刘副部长说了,他叫我联系好后回他,他等着。见我始终没回话,他打电话催了几次,我继续说没打通。他有些不满,“就1万元钱,你们是大企业,要不先借出来,活动完了,如果老板不信,到时我签个字证明开支是属实的。”
我推说:“企业有规定,消费上万都是大开支,必须得老板同意才行。要不你改改日期,或是等下次。”
“通知都发了,没法改期,况且还有领导参加。这事你们必须慎重对待,按要求办。”他的口气不容置疑。我还是坚持,要钱必须找老板。
他打不通老板的电话,就不停地联系我,反复阐述此次活动的重要性,并强调不举办可会产生的一系列严重后果。见他不断打,我干脆关了手机,不再理睬。
后来,他找了另外一个企业救急,并说要把这个情况反映给部长。从此,他不再喊我们参加活动,直到他被调走。
这事传出去,还不说我们是“吃拿卡要”?
2009年初,公安在全市展开了打黑除恶、整治社会治安的行动。我们县打掉了一个绰号叫“烂李子”的涉黑组织,除此之外,冉老板也因为涉黑被抓了。
冉老板的公司主要经营农产品和肉类加工,他原是国营肉联厂的员工,下岗后经商。冉老板被抓后不久,就被判了刑,商会理事的职位也随之撤销。
商会开会时,通报了他的罪行:欺行霸市,强买强卖,对不从者,组织人员打骂威胁。当时开会的人,有的看窗外,有的低着头,有的盯着手,会场一片死寂。大家明白,私营企业的底子大多都不干净。
此时,社会上涉黑的传言很多,我们老板也处在风口浪尖。比如,老板的煤矿曾组织黑社会和当地村民械斗,并打伤了很多村民。虽然有些夸大其词,但确有其事,且公安过去已经处理过。但如果这件事被重新定性为涉黑,老板可能要遭殃。我们担心,就叫老板找找关系,去上面通融一下。
2010年上半年,县公安局易地交换来了一位黄局长。他为了改善基层派出所的办公环境,请我们企业和另外一个大企业,赞助两个所的装修费。作为煤矿企业,我们经常需要找他们审批炸药,再加上社会上有一些涉黑传言,老板很快就答应了。
装修由我们企业的建筑公司负责,原本只是室内铺地砖、刷白墙,外墙贴砖等,费用估算在几十万左右。但做着做着项目就增加了,比如整修厨房、搭个车棚等等。建筑经理不敢决定,打电话请示,老板有苦难言,只得答应,“头都磕了,还怕作个揖?”
装修时,黄局长多次去现场指导,我们老板知道后,为表重视,有次和黄局长一起来到现场。
黄局长在认真检查了铺好的地砖,刷好的墙面后,来到阅览室,工人正在安墙裙。黄局长眉头皱了起来,“这墙裙怎么高了一截?”
“现在墙裙不太流行了,太高我觉得不协调,就锯断了点。”我方负责人解释道。
“头次来我就给你们专门交待过,一定要照着我给的图片做。这是读经典、讲故事、传箴言的地方,必须从踢脚线、灯、到吊顶的布局,全部参照市局的文化沙龙做。”黄局长有点生气地强调。
工程完工后,又买了全新的办公家具换上。整个工程的费用也随之涨到了一百多万。
老板交代我:“捐赠基层派出所改善环境的这个费用,要走慈善,你跟杨会长说一下,开下慈善票据。企业争优评先,是要看社会捐赠数的。”
我找到慈善会杨会长,他一口同意,只是问我,“钱怎么不先从慈善走?”按照规定,钱要先转到慈善专用账户,受捐单位或个人出收据来慈善会领取。
“先前也不知道要用多少钱。”
“现在有数了,你拿钱在慈善账户过一下,一进一出,年末我们也好审计。”杨会长又说,“先等公安那边出了收据,我们再开慈善专用票据。”
杨会长同我一起来到派出所,并提出想实地察看下工程量,确认是否属实。所长说有些地方没做好,需返工,“等都弄好了,我就给你们开。”这些问题全部完善后,所长又表示:“这个收据要找局里开。”
随后,我们去了局里,但黄局不在。过了几日,打听到局长在,我和杨会长又去了,说明来意后,黄局很坚决地说:“这收据我们不能出。”接着径直开会去了。我们只能无功而返。
不久,打听到黄局有空,我和杨会长再次找到他。他坐在宽大的老板桌后,不悦地看着我们,“你们老板在支助时,从没说过要走慈善,更没说要我们出什么据,只叫把质量监督好就行。”
我赔着笑脸,讲了企业要走慈善的目的,一是提高企业的名誉,二是对推动本县的慈善活动,三是合理做账抵税。杨会长也在旁讲解,“希望黄局从企业角度考虑下,赞助的100多万,可不是小数目,还望提供个方便。”
见黄局一直不为所动,我们便摆出一副不解决问题就不会走的架式,杨会长则和他闲扯起来。杨会长是退休的县委副书记,凡县里有重大决定,都要征求老干部的意见。而公安局长兼着副县长的职务,黄局长不敢怠慢,一面回应杨会长,一面翻弄着桌上的文件,神情淡漠。
看我们执着,他明说道:“行政单位有规定,不能接受任何捐赠。你说我们怎么敢给你们出据?财政查到了怎么交待,外面传出去还不说我们是‘吃拿卡要’?这不是黑公安形象吗?”
杨会长听明了缘由,就说,“这事我们去找财政局协商。”
三天后,我们找到财政局长,说了来意。局长是杨会长过去看着成长的,也熟识。局长说:“您清楚,我们是国家级贫困县,财政经费紧张。这是办好事,解决财政困难,我们不计较。”
打听到黄局有空,我们又来到局里,说了与财政局长协商的结果。杨会长见黄局还是有些犹豫,便说:“你不放心的话,可以给财政局长打个电话确认一下。”
黄局拿起电话,沉思了一会儿,对杨会长说:“我们只能给你们出个证明,证明企业为改善基层所生活办公环境,自愿捐赠。钱多少不写,也不从我们账上走。”杨会长同意了。
最终,钱由我们企业转入慈善会账户,再由慈善会直接转到装修单位。由装修单位给慈善会出收据,并附上工程决算造价表。
十八大后,黄局长调回市里。后来听别人私下说,那两个基层所,是黄局长和市公安商量树立的“唱红打黑”样板所,准备在全市推广的,事成后他的职务会有大变动。
我想起那些在走道、楼梯间布置好的文化墙、宣传墙,有些明白了其中的奥妙。
红色支出,灰色支出,黑色支出
在2011年前,煤矿还算火红时,就有消息传出“小型煤矿将被政府淘汰”。于是,我们县的小煤矿纷纷投入巨资,有的不惜贷款“技改扩能”。2012年,随着国内煤炭价格一路狂跌,我们县的煤矿业也陷入“严冬”之中。
煤炭是我们企业的支柱产业,老板更是一心一意发展煤炭,“煤炭是不可再生资源,开发一个煤矿,要挖几十年,比做建筑、大工程都强。”但天有不测风云,如今企业日子难过,投钱开发的新煤矿也停了。
2013年,县开发区设立了“失地农民救助基金”。县里找到老板,联系捐赠资金。老板曾在那里修过几千万的公路,不好推辞,就和我一起去了捐赠现场,举了一块50万的牌子,当场捐了10万元。余款签协议,分期4年付完。
2014年夏天,我们县遭遇150毫米的大暴雨,并引发了山洪。一些乡镇水、电、路全部瘫痪,垮塌房屋无数,2000多人无家可归。工商联的费主席在县里召开慈善捐赠大会,要求副会长(我们老板)起好带头作用,发动每一家企业,积极参加捐款活动。
回来后,老板跟我说,“捐10万吧。我们是大企业,在公众面前要注意形象,要起带头作用,捐少了不像话。”
那天,我拿着10万元的转账支票,按时去了捐赠现场,举了10万的牌子,其它大企业也是10万元。过去出风头的大都是煤炭企业,现在几乎没了踪影,取而代之的是建筑、房地产企业。
又过了十几天,老板叫我去县府办参加一个赈灾方面的会议。本来只通知了10多家有名的房地产企业,但费主席说“我们是大企业,得参加”。
会上,县领导通报了灾区情况,说面临的困难较多,既差钱又差物资。费主席情绪激昂:“面对百年难遇的大灾难,作为一个有良知和责任的企业家,在危难关头,要挺身而出。我建议,你们每家再来个100万,为我县做个大贡献。”县领导也跟着说,“希望在座的企业家能再次伸出援助之手,我代表灾民和县里衷心地感谢大家。”
闻言,大家面面相觑,会场陷入寂静之中。“我们只是倡议,请大家发表意见。”看长时间冷场,费主席没了笑容,绷着脸说。
这时,金信房地产公司的马总开了口。他是东北人,过去从政,后来下海经商去了南方,现在我们县搞房地产开发。“作为企业,回报社会是应该的。但你们要弄明白,作为企业,按时纳税,安排就业人员,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。你们每次有困难,都叫企业支援,可企业有难了去找谁?你们给企业找过市场吗?开过绿灯吗?我们除了缴税,政府还有几十项收费,你们减、免、缓过没有?”马总越说越激动,声音也越来越大,并列举了很多企业面临的困难。
眼见偏离了主题,领导急忙打断了他的话,“你向主管副县长或县长反映过没有?”
“谁是主管副县长?姓什么都不清楚,再说,县长我们能见得到吗?”马总反问。
“你的意见我会汇报给县长的。”领导望了望神情难堪的费主席说。
马总的这一番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,其中有个外地的建筑老总说道:“私企如果挣了一元利润,最多自己只能用五毛,剩余的五毛要用来红色支出(慈善),灰色支出(请客送礼),黑色支出(索贿行贿),以期望企业能有更大的发展。”
眼看快到中午了,我说:“现在煤炭企业情况不好,大家都知道。再捐款的事,我请示老板后给答复。我中饭要陪客人,先走一步。”接着,大家也各种理由离开了。
三天后,县里又通知了40多家有点名气的私企开会,称“县长、书记等领导将广泛听取企业家的意见”。我有事,去的人回来后讲道:“企业说的是实事,领导讲的是政策,各持已见,成效不大。”
后来,有些企业还是进行了二次捐款,但都没超过5万,其中有些是组织员工捐的。我向老板建议也组织一次,他说:“算了,现在效益不好。人心本就不稳,免得员工思想又起波动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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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记
2016年,我们被要求参加“精准扶贫”,按过去的思路,就是找企业出钱,而且出少了还不行。
但煤炭不景气,企业效益一直在下降。我们之前答应的“失地农民基金”捐款,也还欠着没付。近两年,上门来求助的困难人士,我们因为资金紧张,都婉拒了,各种捐款活动老板也没参与。
扶贫动员大会上,领导讲:“不一定要企业出钱,‘智力扶贫’也行。你们是企业,有经营、管理思路,对外有关系,可以发挥优势,做好‘帮、教’结合。帮,就是帮他们找到致富门路;教,就是教贫困户开阔眼界。”听到这,大家悬着的心才平静下来。
我们企业没有捐款,岗位也不差人,为了应付就上报说,煤矿差挖煤工。但一直没招来人,想想也明白,现在年轻人谁还愿意下井干活,老年人身体又不行。
有次,村干部对我说:“要不你们捐点钱,我们计划修一条公路,方便大家出行、物资进出,也有利于村民整体脱贫。”我算了算公路里程,大概要20多万,我不好拒绝,就一直拖着。
我问老板该怎么办,老板没有答复,只是说:“慈善会马上要换届选举了,我已经打电话给杨会长,下次不当了,让给有实力的企业。”
之后,我回绝了村干部,同时讲了企业的现状,承诺一旦企业效益好了,一定帮他们修。村干部很失望,有点不死心地说:“你们是全县知名的大企业,除了煤矿,还涉及了建筑、房地产、水陆运输,这些都是暴利行业,这几年应该挣了不少钱,要不我也不会开口找你们。你知道的,这个地方穷得叮当响,主要就是因为没公路,你们少办几顿招待,钱不就出来了。”
我有些无奈地解释道:“但我们重点发展的是煤炭,煤炭不行了,运输也就不行了,建筑房地产多年都没接过业务。”
他见没希望,就沉默起来。我们都没再说话,望着秋日里荒凉的山坡,气氛异常尴尬。
后来,老板辞去了慈善副会长的职务,我长吁一口气。作为慈善会副会长,不捐款,在慈善大会上脸面无光,慈善小会上无地自容,现在终于要解脱了。想着十年来,自己在慈善会经历过的一件件往事,我不禁百感交集。
之前,政府出台了“去产能关闭小煤矿”的政策,我们有两个煤矿属关闭对象。事情少了,人员自然要精简。2016年年底,我和其它一些员工失业了。
编辑:任羽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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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间,只为真的好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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